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审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为医治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创伤，此次审判之前，联合国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昂贵，也是耗时最长的维和工作。

这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本来仅是国际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国际共运里的“小龙套”角色，但却因为惨烈的屠杀和长年的动荡，促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开了为了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运领导人

柬埔寨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法国人选定的柬埔寨王室继承人———尽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经占领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国，并很快继承了王位这一年。他年仅18岁。与此前的傀儡国王不同，年轻的西哈努克聪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长于谋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最杰出的“大脑”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1965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 “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

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9年1月7 日，越南人攻占金边。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 1989年，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995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就在本次聆讯之前，联合国特别法庭发表声明，向国际社会的捐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申请，将特别法庭的总数达5600万美元的预算扩大3倍，以期在预定的审理结束期限2009年之后仍能继续工作———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害之后，国际社会还要付出数亿美元的代价，保证刽子手们接受公正的审判。

（据《凤凰周刊》胡贲黄章晋/文）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红色高棉杀人场”（Choeung Ek）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承载了无数民众的痛苦记忆。

杀人场地处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又被称作“钟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场”中最著名的一个。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有大约17,000人在这里被处死。

如今，“钟屋”被建成一座纪念馆，以一座佛塔为标志。这座佛塔用树脂玻璃构造，里面陈放着大约5,000个左右的头骨，佛塔底部几层向参观者开放。

后来孩子们工作都忙了，钱来钱去的不方便。他们都很信任父亲王二，干脆就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王二，让王二代管。饭钱从里面扣，账单让王二帮着付，需要花钱从王二那里支，剩下的钱让王二帮着存在银行里。总之孩子们都不再操心理财的事情，全都由王二一个人包办。王二有个小本，一笔一笔进出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个孩子剩多少钱也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然后王二把四个孩子的钱都存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分开存，觉得反正本子上已经记清楚了，不用麻烦多开四个账户。

王二的几个孩子都不是爱花费的人，挣得不算多，但花得也不多。几年下来，王二的银行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这可是四个挣工资的人数年的储蓄累计在一起的钱，还有王二自己的钱。一天晚上吃饭，王二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件事情，说自己的那个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

四个孩子一听，表情都有点怪，他们的心思都是一样的：这个家里工作挣钱的人是我们，怎么到头来父亲的存折上有这么多钱？我们平时也没有少孝敬他，可是钱都跑到他的存折里去，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于是孩子们就对王二说：您年纪也不小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干脆把钱平均分给我们吧，我们也能改善一下生活。王二一听就懵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的钱，我怎么把你们的钱再分给你们啊？再说，就是分也得按我那个本上记的分，要是平均分，工作时间长的孩子不就亏了。

后来，孩子们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但还是觉得把钱都存在王二一个人的银行账户不好，容易让人觉得家里的钱都是王二一个人的。王二说，这件事情简单，去银行给你们每人开一个账户不就行了，账户上面用你们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王二家里的那点事情就这么解决了，虽然本质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王二家里的这点小事，看起来十分无聊，但却与两个时常听到的应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建议很有关系：分外汇储备给老百姓和藏汇于民。

中国有约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还在以每个月接近300-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增长的来源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结余、外商直接投资结余、对外投资回报，还有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数额不详的热钱流入。中国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最后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管理。从绝对数额上讲，外管局手头的钱比财政部一年经手的钱要多一倍都不止，可谓中国最有钱的政府部门。但是，外管局不出口一针一线，不吸引任何国外投资，即使是热钱流入，流入的目的地也不是外管局，而是那些有投资回报的地方。

外管局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王二家里的那个王二，手里有很多钱，但钱归根结底都不是自己的。相反，这些钱最终是属于企业和个人的，还有属于热钱的最终所有者。虽然外汇从企业和个人最终转到外管局手里，要经过让普通人看起来觉得眼花缭乱的操作，其中包括人民币的投放、回购和央行票据的发行等等，但这些操作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就是这些外汇最终不是外管局的钱。

外管局当然可以把手头的外汇分给全国老百姓，从技术上讲，这没有任何问题。王二也可以把存折上的钱分给四个孩子，这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只是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了，外管局没有自己的钱，不存在能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的可能。这样做至多只会造成一种再分配而已。只是，想要通过分外汇储备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做不透明也不直观，谁受益谁受损一点都不清楚。

既然分外汇储备不是一个好主意，那就藏汇于民吧，干嘛要让外管局手里有这么多外汇。藏汇于民，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好的想法。让一个官方机构，手里掌握如此巨额的外汇并进行投资，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同时现在还越来越强调回报率，这基本上是在要求国家外管局的官员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有点不太现实。藏汇于民，可以把投资决策分散化，风险也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有好处的。

但藏汇于民解决不了中国外汇过多的这件事情。王二可以把原来的一个银行账户变成五个银行账户，这样王二自己那个账户里的钱就不会增长过快了。王二的四个孩子可以决定他们账户里的钱怎么投资，是定期、活期、买理财产品还是入股市。但王二这一大家子的钱，并不会因为由一个账户变成五个账户而变少。同样道理，藏汇于民，虽然可以使得官方的外汇储备降低，但并不会减少中国总的外汇存量。即便中国官方不用去承担主要货币汇率贬值、工业化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波动巨大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些风险，中国的民间要面对的是一样的风险。藏汇于民，归根到底，不改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主要亮点，但中国却拥有对很多经济前景不如中国的国家巨额净债权这件事情，无论债权的主体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

中国外汇储备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不平衡经济结构的结果，是中国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体现。因此，任何试图只拿外汇储备开刀的想法，或者是不可行的，比如说分外汇储备，或者是治表不治里的，比如说藏汇于民。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中国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资本仍然稀缺的国家，竟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否则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外顺差和外汇储备），这可不是一句“发展阶段”就能轻松解释的。

俄新网10日报道说，梅德韦杰夫在反腐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以前没有这种规定。总统每年申报个人收入可以促进国家公务员执行反腐法律，特别是促使官员们申报个人收入。”他说，如果官员拒绝申报，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将就会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