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题集

今天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开会，晚上10点多去洗脚屋洗脚，因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正好这时警察赶到，被抓到治安支队，我们本来以为没有多大的事，罚款就行了，可谁知后来被治安处罚行政拘留15天，后来又听说拘留完后会直接转收容教育半年，这下我就比较急了，半年可怎么办，家庭和工作都没有了。只好托人来办这个事，因为我也是外地来京的，在北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好托朋友来打听，最后听到一个朋友说需要花15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3个月。我觉得花的钱太多了，还有现在只不过是拘留15天，还不一定会收教半年，说不定到时候就放了。在朋友拘留期间，我托人介绍去拘留所看过3次，据说里面的待遇很不好（好，谁都愿意去了，起不到惩罚的作用），最后几天听拘留所的人说，朋友肯定会转半年收容教育的，让我赶快想办法，朋友也很急，告诉我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他捞出来。

我又开始想办法，最后一个朋友介绍在拘留所旁边有一个律师事务所，那里可以办，我给一个律师拿了3万，签了协议，办不了的话，退钱。15天过去后，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被送到收容教育所了，半年。律师告诉我现在是年关了，抓的比较紧，警察的任务也比较重，如果任务完不成的话，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现在没有人敢放，上面要求放的话，没有办法给办案民警交代。只好把3万快钱退给我（律师还是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的，办不了就退钱）。

这条路行不通只好等下一个环节来操作了,朋友拘留半个月后不出意外的被转到豆各庄收教所,収教半年。周三接见日去送了一些日用品和书，在会见室看到很多人，朋友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进来的，有老的又少的，各色人等都有。最后走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赶快把他捞出去,里面太乱了,忍受不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会努力的。

　　某天我在包头出差，朋友从拘留所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管教可以帮他出来，需要５万，叫我赶快和他联系，周日回到北京，我给管教打电话，管教说见面谈，让我先带２万给他办事，剩下的３万以后再说。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他把具体的操作方法告诉了我，说是每个月北京收教所都会向河北邯郸或者是唐山收教所转送人员，下个月他可以安排我朋友转到河北，然后从那边出来。我想既然是收教所的管教，这事肯定没有问题了，就把２万元给了他。谁想过了半个多月，管教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是年关不是太好办，如果非要出来的话，需要１０万元，再给他３万，另外５万给河北收教所，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把我朋友转到河北邯郸。我和朋友商量了一下，朋友说１０万也办。

　　第二天我朋友被邯郸收教所派的车接到邯郸，同车共有１６０人。

　　我想这个管教也太黑了本来说好的５万，现在一下子涨到１０万，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正好我有朋友在石家庄，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朋友一听说这事感到很惊讶，说石家庄嫖娼根本不是一个事，抓住了顶多交５０００元罚款，也没有听说还有从北京转到河北的，让我打听清楚了是不是转到河北。我说肯定是的，问他能不能办，他说没有问题，但是肯定是要花钱的。我说花钱不是问题（不想让北京那个管教黑我们）．

　　当天下午我就开车到了石家庄，晚上他帮我介绍了一个朋友，说是省公安厅有关系，已经打过招呼了，人只要在河北肯定没有问题，公安厅的朋友已经和下面的公安局打过招呼了，周一上班就去接人．

　　周一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到邯郸，接上市局的人一起到了邯郸收教所，见到了所长，所长无论如何也不放人，说我们手续不全，请假的话需要直系亲属申请（当地派出所要盖章），并且要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交３万的保证金，３千多元的生活费．没有办法只好再回石家庄去办资料，并且通知朋友的老婆来邯郸。

　　在邯郸的时候听一个副所长说，这个所长已经宣布免职了，但因为没有新的人员到位，他还在主持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捞钱的机会了，所以谁的面子也不给，他无所谓了。还听说所里的小卖部是所长的爱人开的，东西很贵假货居多，外面的东西不准往里送，只能从他们小卖部买。据说这些收容人员都是他们从北京买的，他们当地根本收不到学员，这种事派出所直接罚钱就处理了，所以他们为了创收，只好从北京购买人员，这次过来的１６０个学院其中有１６个是画勾的，意思是这１６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所以想不花钱出去是不可能的。再说所长最后一次机会，能不疯狂吗？

　　周三下午，我们在邯郸机场接了朋友的妻子，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市局接上人来到收教所，这次有资料有人又有钱，倒是没有怎么为难，最后交钱走人．下午我们就回到了石家庄，朋友买了衣服洗了澡，吃过饭以后我把他们送到石家庄机场，我就直接回北京了．

　　附：这次捞人的费用；
　　１、拘留所的费用（托人进去见面 )5000元左右
2、北京收教所费用 给管教买烟 2500元
给管教钱 20000元
3、河北办事费用 来回车马费 2000元
办事人员费用 45000元（包含省厅、市局、收教所所长、办事的朋友）
在石家庄托人办医院诊断证明 3000
石家庄请客 5000
4、邯郸收教所费用 保证金 30000
半年的生活费 3200元
费用合计：120700元(十二万七百元)

眼下，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得可谓“如火如荼”。尽管一些人拍手称快，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和忧虑。比如，李庄律师的所谓“伪造证据案”，里面疑点重重，已经引起了律师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就在此时，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在重庆“主城九区律师工作座谈会”上说：“在当前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律师必须顾大局、讲诚信、守纪律、重操守。”并强调“重庆律师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其实，人们一听这话并不陌生，因为早在今年8月，某官员就已经讲过类似的话，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从法理上讲，从我国的《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上讲，这样的要求完全误解和扭曲了律师的角色，把律师当成了政客或者官僚，当成了利益政治(而非“原则政治”)的附庸，当成了权力的帮凶，背离了法治精神和人权保护原则。我们的《宪法》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第三十三条)。那么，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公民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这种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都有规定，不得受到侵犯。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二条)。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同上)。在这里，律师的角色定位很明确，他们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不是“为政治提供服务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不是维护“政府官员的权力”；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不是维护“纪律的恣意推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是维护 “戕害公平正义的大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只需要“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法》第三条)，不应当“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如果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那“宪法、法律、律师职业道德”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难道“政治”、“大局”和“纪律”高于宪法和法律？从法理上讲，宪法可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呀！难道还有高于人民意志的“政治”、“大局”和“纪律”？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所说的“政治”、“大局”和“纪律”与“宪法和法律”是一致的。那么，我的疑问是：既然二者是一致的，那还有必要再用不同的词语重复一遍吗？实际上，从语义学上讲，“政治”、“大局”和“纪律”与“宪法和法律”在含义上是差别很大的，硬说它们一致恐怕有悖定义的规则，导致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揭示的那种对语言的滥用。

退一步讲，即便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也根本无法公正地实施。谁能说清楚这条“清规戒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律师需要讲“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才是“政治”？律师需要顾“什么样的大局”？什么才是“大局”？律师需要守“什么样的纪律”？什么才是“纪律”？

如果不是玩文字游戏的话，我相信，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种含混模糊的口号根本不适用于法律领域，根本无法要求一个律师去遵守，因为法律领域里讲求确定性，只有具有相对确定含义的规则，律师才能遵守。这正是法治的基本要义之一，否则的话，就要沦为人治——一种喜怒无常的治理模式。我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人治时代，愿意生活在不讲规则的危险社会里，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哪怕一个拥有很高权力的人也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

法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律师是推动法治和保护人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律师这个群体，就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就没有对人权的有效保护。现代公民所拥有的所有基本权利，几乎都是律师坚持不懈地帮助当事人争取来的。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律师既捍卫了当事人的权利，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公权力机关和社会各界都应当呵护和尊重，应当捍卫他们神圣和高贵的辩护权利。

然而，不幸的是，近几年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律师的辩护权利屡遭侵犯，甚至出现了一些律师因正当行使辩护权而被治罪的案例。一些政府官员仍用陈旧的眼光看待律师，把律师看成自己权力的敌人，想方设法刁难和压制律师。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做法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阻碍了法治的进程。（原载《东方早报》）

国家赔偿，就其文义来说是国家作出的赔偿，就法律性质来说，国家赔偿所涉损害是执法司法机关以国家名义行事，执行的是国家权力，执法司法机关只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或者说雇员，不应被规定为赔偿的确认机关，也不应被规定为赔偿义务机关。
让犯错的执法司法机关做赔偿确认机关，当事人来向他们申请确认其行为违法几乎是与虎谋皮。
执法司法机关要么死不承认自己违法，要么私了，总之不愿进行国家赔偿，是因为赔偿了就难免错案追究。
这种荒唐的制度设计无异于让黄鼠狼做鸡场的统计员，结果可想而知。
你在超市滑倒摔伤，找超市负责人赔偿，超市负责人让你去找超市保洁员，说保洁员会确认他自己失职，还会自掏腰包先赔偿你，你会认为这超市负责人脑袋被门夹过。
但国家赔偿法的起草者呢，他们的脑袋不知是不是和人民大会堂的门发生过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