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孩子们工作都忙了，钱来钱去的不方便。他们都很信任父亲王二，干脆就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王二，让王二代管。饭钱从里面扣，账单让王二帮着付，需要花钱从王二那里支，剩下的钱让王二帮着存在银行里。总之孩子们都不再操心理财的事情，全都由王二一个人包办。王二有个小本，一笔一笔进出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个孩子剩多少钱也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然后王二把四个孩子的钱都存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分开存，觉得反正本子上已经记清楚了，不用麻烦多开四个账户。

王二的几个孩子都不是爱花费的人，挣得不算多，但花得也不多。几年下来，王二的银行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这可是四个挣工资的人数年的储蓄累计在一起的钱，还有王二自己的钱。一天晚上吃饭，王二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件事情，说自己的那个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

四个孩子一听，表情都有点怪，他们的心思都是一样的：这个家里工作挣钱的人是我们，怎么到头来父亲的存折上有这么多钱？我们平时也没有少孝敬他，可是钱都跑到他的存折里去，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于是孩子们就对王二说：您年纪也不小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干脆把钱平均分给我们吧，我们也能改善一下生活。王二一听就懵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的钱，我怎么把你们的钱再分给你们啊？再说，就是分也得按我那个本上记的分，要是平均分，工作时间长的孩子不就亏了。

后来，孩子们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但还是觉得把钱都存在王二一个人的银行账户不好，容易让人觉得家里的钱都是王二一个人的。王二说，这件事情简单，去银行给你们每人开一个账户不就行了，账户上面用你们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王二家里的那点事情就这么解决了，虽然本质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王二家里的这点小事，看起来十分无聊，但却与两个时常听到的应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建议很有关系：分外汇储备给老百姓和藏汇于民。

中国有约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还在以每个月接近300-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增长的来源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结余、外商直接投资结余、对外投资回报，还有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数额不详的热钱流入。中国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最后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管理。从绝对数额上讲，外管局手头的钱比财政部一年经手的钱要多一倍都不止，可谓中国最有钱的政府部门。但是，外管局不出口一针一线，不吸引任何国外投资，即使是热钱流入，流入的目的地也不是外管局，而是那些有投资回报的地方。

外管局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王二家里的那个王二，手里有很多钱，但钱归根结底都不是自己的。相反，这些钱最终是属于企业和个人的，还有属于热钱的最终所有者。虽然外汇从企业和个人最终转到外管局手里，要经过让普通人看起来觉得眼花缭乱的操作，其中包括人民币的投放、回购和央行票据的发行等等，但这些操作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就是这些外汇最终不是外管局的钱。

外管局当然可以把手头的外汇分给全国老百姓，从技术上讲，这没有任何问题。王二也可以把存折上的钱分给四个孩子，这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只是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了，外管局没有自己的钱，不存在能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的可能。这样做至多只会造成一种再分配而已。只是，想要通过分外汇储备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做不透明也不直观，谁受益谁受损一点都不清楚。

既然分外汇储备不是一个好主意，那就藏汇于民吧，干嘛要让外管局手里有这么多外汇。藏汇于民，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好的想法。让一个官方机构，手里掌握如此巨额的外汇并进行投资，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同时现在还越来越强调回报率，这基本上是在要求国家外管局的官员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有点不太现实。藏汇于民，可以把投资决策分散化，风险也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有好处的。

但藏汇于民解决不了中国外汇过多的这件事情。王二可以把原来的一个银行账户变成五个银行账户，这样王二自己那个账户里的钱就不会增长过快了。王二的四个孩子可以决定他们账户里的钱怎么投资，是定期、活期、买理财产品还是入股市。但王二这一大家子的钱，并不会因为由一个账户变成五个账户而变少。同样道理，藏汇于民，虽然可以使得官方的外汇储备降低，但并不会减少中国总的外汇存量。即便中国官方不用去承担主要货币汇率贬值、工业化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波动巨大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些风险，中国的民间要面对的是一样的风险。藏汇于民，归根到底，不改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主要亮点，但中国却拥有对很多经济前景不如中国的国家巨额净债权这件事情，无论债权的主体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

中国外汇储备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不平衡经济结构的结果，是中国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体现。因此，任何试图只拿外汇储备开刀的想法，或者是不可行的，比如说分外汇储备，或者是治表不治里的，比如说藏汇于民。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中国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资本仍然稀缺的国家，竟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否则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外顺差和外汇储备），这可不是一句“发展阶段”就能轻松解释的。

自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开启印钞机，往金融系统中注入血液，还有增加补贴，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济，搞点贸易保护。中国也不甘人下，在08年 11月就迫不及待的推出了一项给国企送钱的计划，数量还不少。结果呢？结果很好，全球经济在钞票的推动下于09年走过了一个漂亮的“反转”，各大经济体 GDP指标方面均出现不错的表现，地产和股市更是让人们坚定了经济复苏的信念，慢着，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2009年11月25日，富得流油的迪拜突然宣布不能按时还钱了，还好，中东兄弟够哥们，阿布扎比给迪拜钱，帮他还钱，市场在经历了一阵恐慌之后有变得风平浪静，艳阳高照。正好那个时候《2012》正在热映，片中的一段情节让我觉得很有趣，事后的发展也说明了艺术的确是来源于生活。大地震之前，公路上出现细小的裂缝，接着各大媒体出来宣传说没事，只是地壳小小的活动，大家不要恐慌，很快就会过去的；事实却是：表面上细小的裂缝证明了地底下存在着更大的裂缝，下面有更大的危机，果然不久之后细小的裂缝就变成了更大的裂缝，再后来地球就毁灭了。讽刺的是迪拜债务危机的时候全球的各大媒体也是这么干的，说迪拜事件只是个案，无关全球金融大局，紧接着评级机构惠誉不合时宜在12月8日把希腊的信贷评级下调，全球股市应声大跌，欧元区债务危机浮出水面，这也掀开了美元指数被动走强的序幕，可怜的欧元开始了漫漫熊途，直到现在欧元区债务仍在让全球坐立不安。

国内股市在09年上半年伴随着天亮信贷走出了漂亮的反弹，下半年也开始了缓缓的下跌之路，虽然政府在2010年初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天一个行业振兴计划，一天一个区域板块，各路游资也各领风骚数几天，时间一长，大家都审美疲劳了，终于市场被政府给鼓捣乱了。这跟上个世纪美国大萧条之前总统的政策很相近：印票票，吹泡泡。

终于两会上高房价的提案打击到了政府，温总理更是不惜以政治生命来赌注，对全国人民说房价必跌。但是房价进一步的坚挺和多印的那些票票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下大力度来调控房价，结果，国内市场的导火索被点燃，股市45度角一路下来。

关于这段市场，我想从货币的角度来说。罗斯巴德教育我们：市场是强大的，理性的，不理性的只有那些有权利和能力破坏和操纵市场的机构；对于经济危机市场本身会进行清算，清算是对过去不当投资，错误资产配置的一个纠正，惩罚，为的是把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包袱清理掉；如果政府不希望这样，进一步的来扭曲市场，继续对资产进行错误的引导，阻碍经济发展的毒瘤始终会存在，暂时的发展都只是表象，深层次的清算需求始终存在。

由于政府之前对市场的错误引导，导致了今天的危机，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让市场自己来进行清算，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不当投资，资产的错误配置，这虽然会在短期内带来阵痛，阵痛之后却是重新又一轮的涅槃。相反08年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向金融系统注资的办法来避免市场的清算，期望在不出现大的市场清算的基础上把经济重新拉回发展的轨道，藐视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必将会被市场强行纠正付出代价。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多印出的钞票，早晚是要蒸发的。

国内市场4月中旬以来的大跌，就是对2009年中国经济表面复苏一个清算，09年中国经济的复苏的其实是旧生产方式的一次回光返照。为了这次复苏，政府的货币政策让我们把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推到极致，把高耗能产业从悬崖拉回来，把本来要从2007年开始的结构调整，市场清算禁了3年才放出来。虽然现在政府还不打算放任市场进行清算，但投资国内股票市场的人也应该认清，以房地产调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转型期，大量旧的生产体系，生产工具，生产效率生产方式正式进入衰亡阶段，全球都面临着新的方向选择，面临着升级换代和技术革命，而中国的选择才刚刚开始。

看书的过程当中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把上个世纪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只要改换一下时间，完全可以登在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不只是对于美国，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我们总是健忘的，上一次的教训让我们有个了错误的观念，让我们认为在危机当中政府就应该义不容辞的站出来治理危机，放任不管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从这一点说这是奥地利学派的悲哀，但是历史会证明奥地利学派是对的。

人类是健忘的，历史会重演的，奥地利学派是伟大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保体系无比庞大，社保基金规模很大，面对这样一笔巨款的诱惑，想禁绝各级官员挪用、浪费、贪占，困难很大。尤其是在社保基金建立的早期，缴纳社保金的人很多，但发放社保金还未到高潮，这会让社保帐户上保留很多现金，这对官员的诱惑太大。上海社保基金案，挪用资金上百亿，就是一例。

良好的监督机制有助于保障社保资金的安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在美国，监督机制已经比较完备，但是美国的社保体系正面临着崩溃之危。因为，即使官员的贪污行为被堵住，但他们的浪费行为很难堵住。他们可以建立庞大的社保管理的官僚体系，行政花费很高，社保基金的回报却很低，长期积累下来，社保基金终于千孔百疮，无法收拾。据统计，美国政府每拨下3美元，最后只有1美元能够到达扶助对象手里，其他的钱就消耗在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里了。

中国的官僚习气比美国更甚。虽然目前还没有社保基金的行政成本统计，但从另一项基金——住房公积金来看，行政花费是相当惊人的。比如广州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平均每个公务员的行政成本高达70万元。同时，中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待计划生育一代——70后进入老龄阶段之后，就会出现领取社保金的人多过缴纳社保金的人的局面，那时候社保基金还剩下多少，不可乐观。

鉴于以上因素，中国在推广社保体系之初，就应该未雨绸缪，为社保基金的安全创立良好的制度保障。

最好的制度保障莫过于每个人都来关心自己的社保金。这方面，智利的经验非常值得学习。智利改变传统现收现付制度，为每个人设立社保帐户，让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保帐户。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保帐户最为热心，这就大大减少了官员舞弊的机会。官员们无法再以统筹全局为名，随意挪支社保基金，任意扩大行政成本。

智利模式另一个值得吸取的优点是，如果老人去世，其养老金帐户的余额可以由其后代继承。现在欧美通行的模式是，老人去世，其帐户余额则归社保基金所有。通行的模式会让官员把去世老人的帐户余额看做他们的管理盈利，他们会把这些“无主资金”用于扩大行政花费，使他们自己享受较好的福利。这对于缴纳养老金的老人来说无疑是极不公平的。他们辛辛苦苦储蓄，结果却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受惠，反倒便宜了行政官僚。如果养老金余额可以继承，那么，官员们就又被加上一层限制，同时这将大大增加人们储蓄的积极性。

社保关系到中国人的未来，因此一定要对权力加上层层束缚。制度上，越防范人性之恶，越利于社会和谐，这方面千万不能天真。由私人管理自己的社保帐户，是对中国人的老年生活真正负责任的安排。

　中国网友对韩国人的吃津津乐道，有很多人从比较中获得了满足感。其实，韩国在历史上就有比中国更深厚的管制传统。韩剧《商道》表现的韩国历史，大约是中国清代中期。当时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有很多管制，朝鲜和中国贸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渠道，就是朝鲜使团到北京朝贡。朝鲜政府会挑选一些商人，让这些商人携带货物随使团到北京贸易。朝鲜商人为了能争得随团贸易的名额，打破头也在所不惜。使团到了北京，商人们就可以随意出售自己的货物了，中国朝廷对此并不干预。但是反过来，中国使团回访朝鲜，随团商人带去的货物就不能在朝鲜随意出售。而是要交由韩国政府代为向韩国的各商帮按配额分配。配额在电视剧中有个专门的名词——“物量”，这个词反映出在分配中“量”有多重要。

　同期的中国，虽然也是闭关锁国，但毕竟在广州还留下了“十三行”，朝廷对“十三行”的管理，也没有达到朝鲜那么厉害的程度。如果要比管制的传统，中国大概要瞠乎其后的。

　二战后，韩国由于军队强人独裁统治对经济放松管制，有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在韩国富起来之后，各种管制又渐渐抬头。

　日本电视剧《阿信》中，阿信离开丈夫到外地闯荡时，在海边贩鱼，很泼辣、豪放地向渔民抢购鲜鱼，那种创业者的生机与活力让人赞叹。而在韩剧中也有一个韩国妇女欲贩鱼为生，但却遭到了几个男人的阻止。这个妇女气愤地质问那几个男人，对方回答：“你有贩鱼许可证吗？”妇女哑然。管制重重的韩国出不了阿信。

　有个偶像剧，男主角没有工作，但是他很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工作能怪我吗？是政府没有做好呀!”千万别误会他在指责政府的重重管制导致他找工作不易，他的意思是，政府还管得不够多、不够好，不能给他提供工作。随后在一个大企业的面试中，总裁问他：“你对新自由主义怎么看？”他回答说：“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造成贫富分化、资本剥削，韩国怎么还能搞新自由主义呢？”那个总裁居然还频频点头，似乎听到了什么很高明的见解。

　偶像除了帅气、幽默，还要正义凛然地反对自由市场，韩国老百姓对这类偶像的欢迎，说明民众中普遍存在反市场情绪。在韩国，不仅农民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开放牛肉进口，城市工人甚至家庭主妇也游行反对。如果他们不爱吃牛肉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来到中国，对牛肉的热情却让中国人震惊。

　韩国人既然爱吃牛肉，为何却还反对进口牛肉？因为各种贸易管制是打着保护某个群体的利益的幌子进行的，很能迷惑人。比如，韩国对农产品进口的严厉管制，就打着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这赢得了很多韩国人的支持。

　保护农民的利益，自然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让韩国人在农产品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样做的结果，真的对韩国农民非常有利吗？的确，贸易保护抬高了韩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畸高，其他行业的发展就受到严重影响。比如，由于生活成本很高，雇工人的工资成本就会很高。反过来，韩国农民如果想到其他行业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就困难重重。如此一来，不仅其他行业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韩国农民本身也丧失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重重保护下，韩国农村并没发展起来。韩国电影《外婆的家》中，农村出去的女儿在城市失业，只好把儿子送回老家让她又老又哑的母亲带。电影里的韩国农村，其衰败破蔽比中国的很多农村都要厉害。这部电影是非常感人的，不知韩国人自己看了以后会怎么想？他们会抱怨政府对农村“保护”得不够多、不够好吗？

最近朝鲜发生了新钞票事件。不过，韩国人犹且如此，朝鲜人还有什么好评论的呢？不说了。

最近，邓新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秦晖为何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反对计划生育的，但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教授为何却对计划生育态度如此暧昧呢？这是由于秦晖教授格外谨慎吗？不是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理念并未搞透彻。即使深孚众望如秦晖教授者，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对秦晖教授的攻击，实际上，我一直很尊重秦晖教授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我对秦晖教授也很尊重，但我并不赞成秦晖教授对待计划生育的态度。当然，我也不想过多地批评秦晖教授，原因是：一则他并没有明确地表示支持计划生育（虽然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计划生育），二则我相信以秦晖教授的学问和悟性，他迟早会认识到计划生育的荒谬。

　　在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上，我和何先生相同。并且，我很佩服这么多年来，何先生孜孜不倦地为废除计划生育所做的努力。但是对何先生以上的话，我想再补充、或者说重复一些观点。
　　我知道秦晖并没有清楚地支持计划生育。我所反对的正是他的暧昧态度，和他在论证自己的暧昧态度时所使用的方法。我当然也不是无端反对他的态度。因为他自己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他的论证方法却完全是非自由主义的，这才是我反对他的态度的原因。
　　自由主义者应该对权利有正确的认识。只要权利明确了，那么人们在不侵权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只是耗用属于自己的资源。以抽烟来说，抽烟的人是在消耗资源，可是他获得了自己的效用。并且，他之所以能抽烟，是因为他之前为他人做出了贡献，赚到了钱。那么生育更是如此。每个人用于抚养自己的子女的资源，都是他赚来的，他已经为他人做出了贡献。在生育时，他获得了自己的效用。并且，他生育的小孩长大以后，还要自己养活自己，这小孩也是在为他人做贡献。一个人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说明他所创造的财富大于他所消耗的财富。即使是继承遗产无所作为的人，他也是作为他的先辈的一项消费而存在的，人们应该尊重他的先辈的消费意愿。
　　由于有权利界定，人们就会仔细地计算自己的生育。在没有现代避孕技术以前，人类也不会无限制的生育，而是有些无形的调节。马尔萨斯在其巨著《人口论》中指出，在人口过多时，人们会发展出严酷的道德律条，实行禁欲。另外，古代溺婴很流行。当然，溺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但是它恰好说明，在权利界定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对自己能养活多少小孩是有计算的。到了现代，人们不溺婴了，并且有了现代避孕手段，这个时候，人们生的小孩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进行了计算的，他人大可不必担心新出生的小孩会抢占自己的资源。人们不仅不必担心抢占资源的问题，还可从别人的生育中获益。
　　简单来说，生育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一样，都受到价格规律的制约。生育通常是一项储蓄活动，人们根据资源价格决定是否生育、生育多少，这也就是米塞斯所说的经济计算。只要权利清楚，生育是每个人都进行了经济计算的，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人口危机、资源危机。
　　但是秦晖却说：
　　

我认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资源约束、人口危机与限制生育自由中作出选择，只要真正通过民主程序作出，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这些都不问，只是讲“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恐怕缺少说服力。

　　很显然，秦晖并不懂得什么是经济计算、什么是权利。他并不理解，自由主义者赞同生育自由，有基于经济计算的理由，而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空口白喊“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由于秦晖对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概念并没理解透，所以，他以为生育还要经过社会性的计算，要由民主“在资源约束、人口危机与限制生育自由中作出选择”。也只有对自由主义基本概念没理解透的人，才会担心生育引起资源危机、人口危机。如果存在资源危机、人口危机，那一定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而不是生育的结果。
　　因此，秦晖的错，错在他认为生育要由社会进行计算。虽然他没有明确赞同计划生育，但他这种社会性计算的思路，就说明了他在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理解上，存在令人遗憾的薄弱环节。
　　何先生说：“我相信以秦晖教授的学问和悟性，他迟早会认识到计划生育的荒谬。”我也相信秦晖有可能改变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但是，他恐怕很难真正改变那种社会性计算的思路。
　　何先生说：
　　

有一些人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左派与右派（或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阵营）。无论是新左派内部还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都是既有支持计划生育的，也有反对计划生育的。从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来看，可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挺计派与反计派。

　　我当然知道左派阵营，也有很多反对计划生育的。可以说，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五花八门。连民族主义者都反对计划生育，因为他们认为计划生育使汉族占人口比例变小。这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人，至少在人口问题上，是值得争取的人。但是，他们反对计划生育，都是从某一个方面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对计划生育理论从根子上就反对之、批驳之。

春运尚未来临，春运的紧张气氛早已笼罩神州大地！电视报纸网络都在分析人流回顾拥堵，铁路公路民航都在改进工作增开班次，尤其是广州与成都两地宣布实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后，人们对这一举措更是众说纷纭议论纷纷。可以预料的是，不管交通部门如何绞尽脑汁，也不管实名制能够赢取多少民意，神州大拥堵必将一如继往。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对拥堵已经见惯不怪，没有人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中华大地每年都要如此折腾一番，使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春运期间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仿佛是天经地义！

然而，经济学告诉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后面一定蕴藏着深刻的制度原因。

与春运相关的三个问题

面对问题，普通的百姓依据自己的感觉往往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答案。春运之所以拥堵，乃是因为有春节这个习俗，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都有回家过春节的传统，这才造成了拥挤混乱局面。所以，总有媒体反复劝告那些身在异乡的人，不要恋土恋家，不要把春节看得太重，可以平时抽空回去，春节应当坚守原地，这样就可以避开春运的高峰。

然而，这样劝告不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也是苍白无力的。春节是中国人的文化习俗，身在外国的华侨还对此念念不忘，何况身在大陆的炎黄子孙。不知道那些写文章的人在春节是不是一定坚守原地？再说，回家过节就一定会导致神州大地拥挤不堪吗？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家人团圆的节日，不少国家人口密度比我们还大，可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才年年出现绝无仅有的春运大潮？春节期间人们也要到节日临近才去采购很多的过节物资，可为什么不会出现缺货抢购的场面。

更要紧的是，人流即商机，大家都要回家，说明运输市场需求强劲，在各种生产能力相继过剩的今天，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市场难道会束手无策？或者说有钱没人肯去赚？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从三个方面抽丝剥茧：一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家都离得那么远，以至于回家都得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二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并且愿意付钱，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三是正在营运的车辆是否都做到了尽其所能畅通无阻，谁在从中设置障碍？

假如想回家过年的人有许多不需要长途跋涉，甚至是下班后可以走回去或者可以坐公交回去，那么春运必定会减轻一部分压力；假如有比现在更多的车辆来从事长途运输，那么春运的压力又必定会再减少一部分；假如已经上路的车辆都能满载客员，并且一路没有关碍，必定能缩短车辆的运送时间提高行车效率，从而又大大地减少了返乡民工的滞留量。再假如全国各地都能实现前面三个假如，则春运拥堵的问题岂不迎刃而解？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前面三个假如在这么多年里并没有点滴改进，以至于春运难题 “年年岁岁花相似”，成为让人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痼疾！

农民工的家为什么会离得那么远？

这个问题好像问得很幼稚，普遍的回答是：这些民工自小在农村长大，房子在农村，如今为了到城市赚取更多的打工钱，只好背井离乡罗。家离他们很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混淆了家与房子的概念。家固然与房子密切相关，但有房子不等于有家或者说有家也并不一定要拥有房子。有房子无亲人居住即便是公寓别墅也不是家，有亲人无房子那怕是租借陋室或者栖身寒窑也是家。房子是不能搬动的，家具搬动也是困难的，但家是可以搬动的，甚至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只要妻儿老小行动无碍便可。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尤其是那些经年累月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携带家眷在城里安身的成本太大，以至于只好身在城市而把家留在农村。且不说农民在城里谋一份职业要受到许多歧视，租一套简陋房子要付出许多钞票，在大马路上闲逛要面临许多风险（如查暂住证等），就是光儿女读书一个问题就足以让他们愁肠百结。

不要说挑选一所好的学校，即便是城里一所招不满城市生源的不入流学校乡下人也是无权问津的。他们不仅要交纳高额的赞助费用，而且常常面临着有钱也上不了学的尴尬。公立学校不收，他们只好把目光盯住私立学校（当然是条件很差的私立学校，而绝非条件一流的贵族学校），可是想到这些学校读书也往往不能得偿所愿。因为这些学校常常受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打压，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比如老师没有教师证、教室光线不够充足、没有电脑与操场等等，是属于误人子弟的害人学校。如果偶尔发生了校方卷款潜逃或者校车运送发生安全事故的案例，那么新一轮大规模整治必将随之而至，那些本来还是正常的学校也不免被连累和伤害，被迫关门歇业的也屡见不鲜。

其实，孩子们应该到哪里就读，家长们心里明白得很，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做总比把孩子放在家里玩耍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要好吧！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叫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可是，大部分地方的现实是公立学校下让进，私立学校不让办，民工们只好忍痛含恨把孩子们放在农村交由他们的祖父母来看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既然心头肉在农村，他们心中的家就在农村，那怕是夫妻二人一同在城里打工，过年也一定要回家看看。倘使孩子们在城里的读书问题解决了，父母也顺理成章地接到城里来帮助照看家务，虽然房子简陋点，虽然日子清苦点，但他们在城里总算有了个家，这样他们每年还是回家过年，可是他们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车回家过年的，如此，春运的客流量大大地减少将是不容置疑的！

由此看来，春运大潮之所以如此汹涌澎湃，或者说之所以有熙熙攘攘的返乡人流，实在是与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订的歧视性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旅客？

按说，有这么多人想回家，有这么多人愿意掏钱却回不了家，则说明存在着一个利润巨大商机无限的市场，正在苦于没有投资机会的人投入几辆车不正是可以大赚其钱吗？

如果你如此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时兴起买了几辆车来，那么你有可能血本无归！因为，你的车买来后可能面临到处是需求却无处可跑的窘境。

根据目前运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你的车辆从哪里起到何处止、经由哪些线路、停靠什么站点、停靠在哪些具体位置这都需要批准，即使是春运期间有大把的顺路生意可做，你也必须无动于衷。运管部门审批的理由当然十分充足，如防止恶性竞争、防止重复投入、防止状况不好的车辆投入营运、防止动机不纯的人从事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等等。

假如你看准了一条线路可以投入车辆进行营运，而运管部门凭借其丰富经验认定这里投入车辆必将亏本，尽管亏本是由你自己所承担，但运管部门不批准你就毫无办法；假如这条线路上已有一部破旧车辆在勉强营运，你想投入新车为乘客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服务时，运管部门认定这是恶性竞争而不批准时，你也无计可施。

当然，如果你能够花一些私下的代价，也许能够使你的新车投入营运，可是那些已经投入营运的车辆也可以用私下的办法使运管部门不批准，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竞相向审批官员送钱。

面对此情此景，你还敢买车来跑长途客运吗？正因为线路牌（客运线路营运许可证）批下来如此艰难，所以一张客源丰富的线路牌的价格居然高于客车本身的价格也仍然有人趋之若鹜。

春运期间，运管部门倒是会根据实际情况多批几张临时线路牌，可是这些临时线路牌不仅数量少，而且门槛高，一般只批给那些具有省际旅游线路的汽运公司。即使是通过转包或者其他手段拿到了线路牌，是买车还是租车也要费尽思量，因为你若是租车，有车的人他自己也想跑春运，因而租车费高得吓人；你若是去买一部车来跑，营运过程中的变数很大（下文阐述），能否赚到钱是一个问号。更要命的是跑完了春运你花巨资买来的客车又怎么办？因为过了春运期间你的线路牌就失效了！正所谓，中国大地辽阔广袤，没有线路牌你寸步难行！春运市场固然利润极高潜力巨大，但面对前途的关山重重，大部分人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还不如少一些麻烦更省心！

由此看来，春运期间之所以运送乘客的车辆总是显得不够，一部长途车总是要被挤得严严实实，实在是与我们的运输管理部门制订了高门槛行政审批政策，从而导致营运车辆严重不足有着极大的关联。

正在运行的车辆为什么不能畅通无阻？

回家的人员不见减少，投入营运的车辆不见增多，那么春运的重担就完全靠目前正在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然而，它们跑得也不顺畅，甚至可以说越是春运就跑得越是艰难窝囊。

为什么呢？因为越是到了春运，路上的车辆越多，有关部门就越感自身的担子更重：交警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超载，最易发生车辆带病运行；运管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无证行驶（指无线路牌），最易发生线路行驶混乱；物价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无证收费，最易发生乱涨价或者变相涨价的行为；安全监督部门更觉责任重大，凡是一切没有按有关部门规章行驶的车辆都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些部门就纷纷上路设卡检查。

可是行政部门这些自认为责任重大的行为，并不被那些拥挤在车上心急如焚的乘客们所卖帐，甚至是管得越严乘客们越是恼火。

乘客们自有他们的逻辑。你说车辆带病运行，一则车辆是否有病并不是不具专业技能的交警所能一眼看出的，二则即使发现了安全隐患也未见交警采取任何修理措施，而是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人；你说车辆超员，可是客运超员与货运超载完全是两码事，客运超载与安全事故并无必然的联系，交警固然可以举出客运超载车发生安全事故的例子，乘客们也可以列举没有超载的车辆同样发生安全事故的现象，更不见警察对超载的火车给予任何处罚措施；你说车主违背物价政策乱涨价，可是并未见你通过检查将多收的款项退回给乘客；至于车主卖票是否办理了收费许可证，是否有线路牌，是否按照了运管部门指定的线路行驶，更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甚至觉得这是有些滑稽可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行政部门的这些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即不惜耽误大家的赶路时间，也要雁过拔毛大捞一笔，除此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从经济自由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的检查更是值得商榷。春运票价高涨，其实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不涨价不足以抑制高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买卖双方自愿合意的交易，并无欺诈与强迫掺杂其中，甚至于许多无助的民工还要感谢让他上车的车主，任何部门都不应该以维护其中一方的利益为理由，去干涉双方自愿合意而又没有给第三方造成损害的交易，因为交易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当然，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车主们有理也只能放在心里，他们知道争辩得越多，得到的处罚就肯定越重。不过，他们心里绝对有一本账，那就是跑春运钱没赚到几个，气却受了不少，明年不干了，这总是我的自由吧！

由此看来，春运期间的长途客车之所以一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实际上是与有关部门在春运期间对安全工作对乘客利益特别关注有关。正是这种特别的关注，才导致公路上出现许多让驾乘双方都不满意的停车检查，从而大大地延长了车辆在途的行驶时间，降低了长途客车的运输效率。

行文至此，春运拥挤不堪的缘由已经水落石出，那就是不当的行政管制制造了更多的返乡群体，阻拦了更多的车辆投入运营，妨碍了正在营运的车辆畅通无阻，几种原因叠加使春运难题愈演愈烈。

解除这些不当管制之日，就是春运难题破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