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题集

在我撰写的系列社保文章中，经常看到网友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社保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所以不能反对社保制度本身，而是要敦促政府完善社保制度。”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弗里德曼是怎样评价美国的社保制度的。看弗里德曼的观点有两个好处：第一，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而不是今天中国的情况；第二，他是举世知名的大经济学家，就算他说的不一定对，那也一定不是随便说的，而我也不是在随便找一个人的观点来搪塞读者。
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社保计划没有公正性，其中有三大理由。以下不是原文摘录，而是我理解概括出来的观点，大家如果怕我概括得不够准确，那自己找书来看好了：
第一，社保计划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而这种收入再分配并不公平。社保计划是向年轻人收钱，然后用来支付给当前的老年人。然而，那些缴纳社保的年轻人的当前收入，可能远远低于当前领取社保的老年人，就是说，存在穷人掏钱供养富人的情况。这显然谈不上什么公正性。
而且，社保计划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可能确实可以收支相抵，甚至有所盈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不敷出的情况必然出现，这时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填充社保基金的窟窿。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为了一些人能够领取社保退休金，就得加重他人的税负？
第二，社保机构的国有化。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要通过社保计划来进行收入再分配，那也不宜、不可由国有机构来完成这一任务。而现在各国普遍的做法，不但是由国有机构来执行，而且由国有机构垄断执行。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国有机构在经济效益上并没有任何优越性，假如国有机构有优越性，那完全可以降低契约的价格，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保人。但现在他们能依靠的仅仅是政府的强制力量。社保机构国有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必然扩大政府规模。而这一点对于公民自由的威胁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
第三，强制购买养老金。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别人当作傻瓜，认为别人不会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从而强制要求别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貌似关心他人，貌似明智，但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独裁者——他们要为别人做决定，要干预、插手别人的生活。这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家长主义”。而在我看来，这个“家长主义”，不过就是为了把你的钱财收入囊中而已。
总之，社保计划就是一个糟糕的政策。首先，它实际上是一个税收计划，它要求一些人交钱，用来养活另一些人；其次，它是一个骗钱计划，政府官员声称这个计划是为了百姓着想，可是，可是这计划最后却是坑了老百姓，肥了公务员；最后，它更像一个抢钱计划，你只要有工作，你只要在这里呆着，你就得给我交钱，别来和我说什么道理，别试图算账，反正我就是要收钱了，反正你就必须得交社保。

按：看了看网易的跟帖，发现“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贫穷”的教科书公式仍然统治着很多人的脑袋。怎样才能敲醒他们呢？现在政府的做法，不仅方便自肥，而且还顺乎民意！

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之后，国务院又推出了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与新农合类似，这也是一个农民自愿缴费参加、各级政府再给予补贴的制度。

但凡政府补贴，被补贴的人总是欢迎的，免费的午餐嘛。虽说免费的午餐并不存在，但只要不消自己掏钱，这样的大餐还是应该却之不恭。更不用说，这次补贴的对象还是农民，是中国最弱势、也是被剥夺的最彻底的一个群体。因此，估计多数人都会叫好。

政府有这个姿态，肯从自己收得过多的税中挤一点给农民，按理应该支持才对。但这方案，怎么看怎么别扭。首先财政补贴这一项，如无意外应按人头来补。可是中央打算怎么核查人头呢？派干部下去一个个数吗？别以为这是小事，每年过世的老人，地方只要隐瞒不报，来年就照样从中央领钱。这样的好事，不用谁教，地方政府早就会。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的补助。看起来很合理，大家凑份子帮农村老人养老。可是，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处于破产境地了，如今除了中央有钱谁都没钱，集体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地方教师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不知道这补贴农民养老的钱该从哪出？中央肯兜底吗？

第三，中国城市化还不到50%，大部分人口仍在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的比例就更高。中央搞这个农民养老保险，等于要为中国大多数老人的晚年负责，其心虽然可嘉，但真有那个能耐吗？ 别又挂羊头卖狗肉，只管收钱不管发钱，除了养一堆官僚和一堆坏账啥也剩不下。

医疗和养老，都是大事，不能脑子一热就搞个什么方案，过几年搞不下去了再另起炉灶。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这么折腾过一回了（所以现在这个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很担心，农村养老保险，过几年又得折腾一回。到最后，中央投的钱，进不了农村老人的腰包，都进了地方官僚的腰包了。

其实农民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储蓄，没有资产。而缺乏储蓄和资产的原因，并不是农民不够勤劳节俭（其实中国农民是最勤劳最节俭的），而是他们的劳动果实，在很多年里被政府以各种名目剥夺了；他们脚下的土地本来是一笔极其可观的资产，但直到今天，产权还没有记到他们头上。既无储蓄又无资产，现在孩子们又都进了城，农村老人的养老当然就成问题了。

这笔账该还，但首先要用土地产权来还。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还想加点养老福利，那当然也无不可。但决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拿区区55元来糊弄农民，却迟迟不肯解决土地产权问题。用一点少得可怜还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兑现的甜头，将事关农民根本利益的地权偷偷换走。

有了完整的土地产权，农民养老根本不是问题，无需政府费心。政府如果真想解决农村问题，就应该对症下药，从根子上着手。只要把完整的土地产权赋予农民，可自由流转、抵押和开发，那么农村发展的新气象，一定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哪里还用得着搞这些取巧又不讨好的养老福利。

美国次贷危机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许多人都说，次贷危机是华尔街那些贪婪狡诈的银行家造成的，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他们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很可能无法还钱的人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一级的贷款——次贷。然后，他们把这些次贷卖来卖去，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那些次贷最终变成了呆账。由于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是资金链断裂。这就是次贷危机。

这个过程看起来更像是愚蠢，而不是狡诈。银行家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只把钱借给那些将来会准时还钱的人。如果不管能不能收得回来，银行家都冒冒失失地到处撒钱，那无论有多少钱都会很快败光的。真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想像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居然长达158年。他本该早就把钱撒光了，怎么会经营了那么久？

现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银行家可能是社会中最保守、最谨慎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宁可放弃可能的赢利机会，也不接受过分的风险。无论是银行的建筑风格，还是银行家自己的着装起居（你见过披头士式的银行家吗？），都在尽可能向社会传递老成持重、稳健可靠的印象。说银行家会为了利润而忘记风险，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对次贷危机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基本上正好相反。次贷危机根本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其根源仍然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对市场的干预。

对我们这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来说，这个结论简直都令人厌倦了。怎么一点儿新鲜感都没有？每个对市场失灵的攻击，深入考察下去，都会发现其实是政府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毫无例外，毫无新意。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偏执地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场。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先从在金融危机中暴得大名的“两房”说起。“两房”的中文译名分别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

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对，正是这样，这是两家有着政府背景和政府信用的公司。他们绝不同于市场中的其他公司。他们不会破产。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当初成立这两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购买房屋。这两家公司起初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他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拆分这两家公司，彻底把他们市场化，但政府始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政府还需要这两家公司替他们做事。

做什么事呢？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布了平权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利益。

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许多人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经济从增长转为停滞，其实，石油危机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真正压制经济增长的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的政府管制。自由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管制，企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由此陷入停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很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可以指控银行歧视他。

在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但这些次贷毕竟信用很差，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银行心里有数，因此，银行就很想把这些次贷出售给其他人换来现金。这时，两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大量购买这种次贷，数量达到惊人的几万亿美元。

说到这里，事情就很清楚了。政府不忍心看穷人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把钱垫上，让他们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

这个过程看上去很不错，很慈善，很感人，可惜代价是整个金融体系被搞乱了。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他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

信用评级机构呢？他们也受到政治压力，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看，市场系统再进一步被破坏，纠错能力进一步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但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危机迟早会爆发。

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强制贷款，为什么到2008年才爆发危机呢？这首先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经济掩盖了许多问题。其次，开始的时候，次贷的数量并不太多。但2000年以后，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从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就可以看出来。低利率大大增加了愿意买房的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次贷的数量。次贷制造出的财务窟窿迅速扩大。但同时，通胀也掩盖了这一切，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结果，危机终于爆发时，破坏力格外巨大。

总结起来，金融危机是由政府通过两个阶段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政府强迫银行发放次贷，拥有政府信用的两房把次贷投放到市场中，从根本上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自我纠错能力，然后政府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掩盖财务窟窿。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不断积累错误的经济行为，终于，人们要为所有这些错误买单了。

鄙人少年时雅好冥思。一日，语一同学曰：“这个红色，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红色，但如果把你眼里的红色拿到我眼里来，那可能会是绿色。”同学非常鄙视：“你也说了那是红色，怎么我的红色到你眼里就会变成绿色？你太荒唐了。”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色彩感觉是不可交流的。我们对同一种颜色说那是红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觉是相同的，而只是因为我们对同样的光波产生稳定的反应。我们两个人都有稳定的反应体系，我们对同一段光波都会稳定地指出那是什么颜色，这样就有了公认的红色、绿色等等。

不过我没有和这个同学争论下去了。一是因为年少时表达这种题材确实很困难，另外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的区别，不仅是感觉不同，很有可能我们理解世界的体系并不相同，所以，可能不管我怎么说，都不可能让他明白。

鄙人孤陋，一直以为，色盲分不清颜色是因为，这一段光波在色盲的视觉体系里没区别，所以色盲不能指出红、绿。同样，正常人不可能向色盲解释红、绿究竟有何区别，因为色盲的视觉体系里不存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这样，我以为，色盲的视觉体系只是缺少某种应激段，但也是稳定的。

后来听一个色盲说，色盲并不仅仅是缺少某种应激段，而且，他的应激体系还是不稳定的！同样是灰色的两件物品，他可能会说一者是灰色而另一者是蓝色。

李子旸总是嘲笑我的电脑的陈旧的显示器。有一天，他和陈青蓝见识了我的电脑。他大肆嘲讽，说屏面显示的是一片黄色。我当然很不服气，因为那明明是一片蓝色。但是，当显示器换了个角度的时候，我惊呆了：屏面的确显示的是一片黄色！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个后天的“色盲”。我在原来那个角度看，黄色的屏面被我看成蓝色的。这是因为，显示器在慢慢老化，蓝色慢慢变成了黄色，但在那个角度，我一直觉察不了。当然，我的视觉体系总体上仍然是稳定的，但在某种环境下却不稳定。明明该被我称为黄色的颜色，在那种角度却被我称为蓝色。只有换个角度，通过我自己对体系稳定性的对照，我才能明白这一点。否则，就算李子旸说破大天，我也不会承认那是黄色的。

但是我还是不打算换显示器。在他们离开后，我把显示器换回到原来的角度。嗯，世界对我还是没有变化。

有段时间大家对自由派、凯恩斯派是否天生的感兴趣。我确实很怀疑左、右是天生的。在我看来，凯恩斯派就像色盲，缺乏稳定的分析系统。但我的显示器经历也提示我，在这一派里，必然也有很多后天的“色盲”。

为什么说凯恩斯派是色盲？

马克•史库森提出过一个判断经济理论的标准，就是这个新理论是否仍然能融于原理论。比如说，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还是从奥派的基本原理里推出来的。也就是说，奥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特殊理论，而是奥派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现象的应用。奥派解释清楚了，也提出解决方案了。无论是其解释，还是其方案，都没有脱离原来的体系，而只是奥派大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奥派理论至少在稳定性上通过了挑战。根据稳定性原则可知，如果你相信市场派的基本原理，那么，对萧条期的解释，你也不用换其他派的理论。

但凯恩斯就不同了。他说他相信市场经济，但他又说市场也会出错，需要政府来干预。他提出乘数效应、流动性陷阱等词。繁荣期不需要政府根据乘数效应来投资，但萧条期却需要；繁荣期大家存款不是流动性陷阱，但萧条期却是。也就是说，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相对于他的普通经济学理论，是特殊理论。

爱因斯坦提出不同于牛顿的理论，那是因为牛顿理论不再能解释爱因斯坦理论的世界。但是，市场理论呢？市场的一般理论只要多作推演，就完全能解释萧条何以发生、如何解决，并且一点都不需要用到特殊理论。这个时候，凯恩斯另外提出一套特殊理论来解释萧条期，这只能说明凯恩斯的思维体系的稳定性有问题。

但是思维体系有问题的人太多太多。

他们说：我是相信奥地利学派的，但是萧条期就要用凯恩斯的理论。

他们说：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但大家都不爱花钱的时候就需要政府来花了。

他们说：经济学在西方是适用的，到中国就不适用了。

他们说：长期看是应该相信市场的，但短期还是要靠凯恩斯。

这个凯恩斯派说：消费券是好的，投资基建不太好；那个凯恩斯派说：基建是好的，消费券不太好。……总之，在凯恩斯派不稳定的体系下，他们对政府干预的分析也是五花八门，像写诗那样风格百变……

在体系稳定性问题上，若是受到某种心态的影响，即使大学者亦不能免俗。

秦晖，一向赞同自由主义的。他相信自由促进繁荣。可是在解释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繁荣时，他却提出了一个新词：低人权优势。这是特殊理论。人权促进繁荣，低人权也促进繁荣，这世界该怎么解释？当然，很多人并不需要稳定地解释这个世界，他们想要的是用一个特殊理论，既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否认改革的成功。因此，“低人权优势”在具有某种情结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相当流行。

张五常，一向赞同费雪的财富现值由未来收入流和利率决定，但最近又说，如果提高财富现值，就能提高未来收入流。那财富现值究竟由什么决定了？又是一个迎合当下的特殊理论。

正常人不可能让色盲意识到红色和绿色究竟有何区别，但色盲为何还是能意识到自己是色盲？

因为色盲看到正常人确实表现出了对红色、绿色的稳定反应。

我为什么最后承认李子旸对颜色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稳定体系来判断的。如果换个角度，我看到的还是蓝色，那我不会同意李子旸的说法。

当然，虽然我最后没换电脑，但我也没对李子旸说：“这种颜色嘛，它在那种环境下是黄色，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蓝色。你那么黄色原教旨主义干嘛？”

但我却看到很多人说：你们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原教旨主义”，大约是指择市场而固执吧。

是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思维体系缺乏稳定性，却去指责具有稳定性的体系的人为固执。

就像色盲指责正常人为色盲。

薛兆丰想解决经济学的困境，说希望建立、推广经济学的范式。确实，人们只有在稳定的范式下才能有效交流，但，怎么让凯恩斯派接受这个稳定的范式呢？

我和反市场人士舌战、笔战多场。我的经验，不可能说服任一个人。但是，有些人虽然死也不赞同我，却指出，我的市场逻辑一直是一致的。我的看法，这些人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体系，才能意识到我所依据的是稳定的范式。另一些人却说我只是简单重复市场、市场，是一根筋。我想信奉市场理论的其他同仁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看法，前一种人有被说服的可能，后一种人基本不可能被说服了。因后一种人不仅没有稳定的体系，他们还无法意识到自己缺乏稳定的体系。他们认为自己随“形势”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理论，是非常高明的，是综合了哈耶克和凯恩斯两大派的智慧。而市场派，只有哈耶克一派的智慧，如何能与综合了两大派智慧的他们来相比呢？对这一类同胞，我的期望是，你可以像我那样，把显示器换回原来的角度，这样你可能更舒服一点，但你还是要意识到你的稳定性出问题了。不要那么信心满满地相信政府干预，给别人留点摆脱萧条的机会。

“为什么日本政府花大力气拯救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反而使日本陷入了更漫长的危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早就得到了，但我们却花了10年时间来理解。“他们应该让那些机构破产，而不是合并。”米勒教授就这么一句话匆匆打发了我追到电梯口的问题。那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次讲座，我得到了答复却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当时脑子里全是传统的经济学，根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涵义。
此疑蓄之久矣，直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才彻底明白了米勒教授的话，而他却在3年前去世了。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救市行动来看，无非是复制了20年前日本政府的做法，以挽救机构的办法来挽救市场，其结果就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已经低到了联邦利率的水平，而商业票据的利率却依然很高，银行普遍出现“惜贷”情绪。按揭贷款产品转让的折扣价格依然很高，显示放贷利率高居不下。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措施似乎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只能深入发掘其中的原因。
“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这句话听起来特别耳熟。大约在一年以前，欧佩克的秘书长在油价到达100美元的时候也说过，“市场上并不缺少石油”。
市场不愿意向企业放贷，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存在着破产风险。消除这种破产风险有两个办法：一是引进违约互换产品，让商业银行把放款对象的破产风险对冲掉，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在不知道哪个企业会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对所有申请贷款的企业加上一个破产假设，然后收取一个高额的利率，以便购买违约互换产品，对冲手中的风险；二是允许同行业里面的劣势企业破产，让出市场空间，剩下的企业就能够得到银行贷款而且不必要支付一个很高的利率，这样一来，全盘皆活。
那些排队申请美国政府救援的企业自己延误了危机拯救的最佳时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匆匆救市的结果是导致那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苟延残喘，那些本该应运而起的企业却在泥潭里继续挣扎。这就会是一个满盘皆输的局面。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现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项政策保护这个行业，支持那个行业。我想问一句：这些年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援助和支持还少吗？同样的公共资源被用来拯救企业，其结果是本来应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被浪费和消耗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拯救这些企业并不能起到拯救经济、保持就业的效果，而只能延长危机时间，导致更多的人在萧条中挣扎。
一座大楼突然着火了，人群蜂拥而出，出口必然被堵住。我们只能痛下决心，让挤在门口的人退到后面去排队，才能让大多数人更快地得到拯救。企业破产虽然在短时间里导致GDP下降，让一部分人失业，但是却能够让整个经济尽快复苏，防止重走日本老路。各个企业都在政府的支持下勉强维持，反而不利于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任何一次危机都是一次行业的大洗牌，必须有新的公司诞生，老的公司破产。新的企业必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结果就能够重新拉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保持就业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发改委及其经济学顾问团的机械论观点。我们许多同志动辄以保持就业为借口去维护某些落后企业的利益，其实就是在危机中把更多的人送到拥挤的大门口。必须有企业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才能重新进入良性运转，否则大家谁也不能得救。
救企业，救机构，看似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救市方法，实质上扼杀了市场本身固有的优胜劣汰机制，并使金融机构始终保持高额利差，中央银行无论注入多少流动性都无法启动市场，这个代价比让一部分企业破产更大，更痛苦，也更漫长。

在《不愿面对的真相》的影片中，戈尔绘声绘色地描述全球暖化的危险，他甚至不惜站上升降机，极度夸张地强调气温的飙升态势。他警告说，长此以往，人类将自取灭亡。
哇哦！听到这里，我们仿佛突然被丢进了汪洋大海，眼瞅着极地冰盖山崩雪裂，惊涛骇浪犹如张开了血盆大口，正吞噬我们的性命。惊恐之余，我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OH，NO，NO，STOP！Stop Breathing! 因为喘气会释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
不过，请放轻松，地球超人戈尔先生已经给我们开出了救世良方。他说，我们只要限制碳排放并采用可再利用的能源，一切就OK了。于是，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一马当先，把能源政策放到其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他建议从2010年预算里作为对“无碳”能源200亿的税务激励，在他签署的振兴经济的计划中，拨款45亿用于政府绿色办公楼的改建。
奥巴马在推销《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时候，说道：“想想看在西班牙、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正大量投入，真抓实干。他们跑在了我们的前面，而且决心要保持他们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不是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勤劳，也不是他们的观念比我们新，而是由于他们政府敢于大胆投资，善于利用人们的勤奋与智慧。这些投资正在得到回报——不断涌现出各种理想的，高薪的就业岗位，他们不希望这些工作丢给别的国家”。他继续说：“我不相信美国就办不到……，我们可以让50万人去盖风力发电机，太阳能面板，建设节能的汽车和房屋。另外，发展新能源技术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工作，更多的节余，让我们的地球更干净，更安全。” 奥巴马甚至打保票，如果增加对再利用能源（风力，生物燃料）的联邦开支将为美国带来大约500万份新的工作。
按照他的说法，如果限制了碳排放并开发新能源，不仅可以挽救地球，还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更喜人的是可以为美国创造出数百万的岗位来度过经济危机，听起来真的不错。奥巴马的粉丝们听完都迫不及待地把手里的“WE ARE READY!”牌子举起来了。
这里，我姑且先不谈人造全球暖化理论如何的荒谬。我们先来讨论政府绿色工作究竟可不可行。为了厘清事实，我曾为读者翻译过美国学者凯尼斯•格林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说奥巴马的“绿色工作”计划行不通的》。格林说，实施奥巴马的这个绿色工作计划的确会带来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将冲击其他产业，其他产业的岗位会因此大量丧失。他指出政府创造就业是犯了与破窗谬论同样的错误。
为了说明清楚，在这里我稍微加点篇幅给读者讲讲所谓破窗谬论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淘气宝把很多店家的窗户给砸破了。开始人们比较同情店老板，对砸窗感到惋惜。但是后来有位“高”人出来讲，“窗户破了不是什么坏事情”。他解释道，“你看窗户破了可以为造玻璃的人带来业务，他们赚钱后会多买点食物，这不是对杂货店有利么？而且他们有了钱还会多买点衣服，而这对裁缝们来说也是利好。如果大量的窗户破了，玻璃生产商生意都忙不过来，必然要雇佣帮手，这样岂不是增加了工作机会么？”

诶？听起来真的不错哦。如果砸窗这么好，为了经济复苏，不如我们就来一次爱国砸窗运动？干脆直接喊 “欢迎来砸我家的窗户！我们都准备好了！”
孩童砸窗真能为社会作贡献么？当然不会。法国一位学者（巴斯夏）早在1850年就对此作了清楚的解释。他说，“好好想想，如果人家窗户没有被打碎，他们就会省下修窗户的费用。他们很可能把这些钱用来进货，或者雇佣帮手。可是窗户破了，他们就只能用这些钱修窗户了，这当然对生意有影响。”
肯定有不少读者跳出来反驳，破窗是不好，但是绿色工作和破窗谬论没有可比性。一个是纯粹的破坏，一个是新科技取代旧科技，格林的对比是不恰当的。
那么我们就来对比看看，这样的对比究竟恰不恰当。
首先砸窗和政府投资新能源，都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不是市场自由选择或者说私营企业之间自由竞争的产物，如果新能源真的有利可图，我想根本用不着劳烦政府出手，在私有经济追逐利润的推动下，美国早就实现了能源转型。店老板如果意识到破窗可以给自己带来生意，我想他犯不着等到小朋友来干。
实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限碳计划”以及新能源计划，都将造成原来的煤矿，石油，汽油，核能，汽车等行业失去大量的工作，因为购买政府的碳排放许可，必然让能源成本升高，这些行业利润就削薄了。他们只能通过裁员来维持，而常规的发电厂也要陆续关门，大量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将被迫拆除。
有人说，好啊，拆除不就有新的就业机会了吗？的确，不仅拆除而且风力发电机，太阳能面板，节能的汽车和房屋的建造都需要劳动力。但是原岗位的工作者，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失业。问题是，拆和建都是暂时性工作，一旦基础设施完备了，大量投入建设的工人又将失去工作，而且这种新能源的行业需要工作人员很少，只有少部分的管理人员，市场人员以及项目工程人员。
西班牙是欧洲绿色工作投入规模较大的国家，政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也是奥巴马总统宣称要效仿的典范之一。可是，最近一项对绿色工作的研究显示，发展绿色工作，对西班牙整体经济来说是得不偿失的。马德里的胡安•卡洛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Gabriel Calzada对西班牙政府补贴绿色工作的多年调查和研究的发现：从公元2000年以来，每一份绿色工作耗去西班牙政府77万元的开支，而且每一份风力涡轮的岗位，政府就要补贴130万元，而且这些绿色工作直接造成其他地方11万3千份就业岗位的丧失。也就是每创造出一份绿色的岗位，就会导致2.2份工作丧失，即每四份工作出来，九份工作就将失去。按照这样的计算的话，奥巴马的500万份工作，就将直接导致美国人失去一千一百万工作。

该份研究报告还发现所谓的绿色工作，仅有十分之一才是长期性的工作。也就是说，500万份新岗位中，真正固定的也只有50万。用一千一百万工作换来只有五十万份长期的工作。当然得不偿失，而且这些工作还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继续下去，也就是要依赖纳税人的钱养着。这不是砸纳税人的窗户，又是什么呢？在打破了窗户之后，换窗户的成本开支最终要落到纳税人以及能源消费者的身上。根据国会预算局的统计数据，实施CAT(《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的限碳计划所造成的税费上涨，如果摊到美国每户家庭上，其费用将达到一年1600美金。

由政府主导的破除到重建，必将造成能源类价格大幅度上涨，Gabriel Calzada说如果把能源价格的上涨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其他行业失去的工作会更多。西班牙的最大的不锈钢制造商 Acerinox SA，因为国内的能源价格太高而决定搬到南非和美国。微软和谷歌公司把伺服站迁到加拿大边境处也是因为那边能源价格便宜。受到限碳计划影响最大的将是美国的小企业，而小企业几乎占了美国主体经济的70%，而且美国97%的新工作又都是源自这些小企业。
Calzada 在介绍这项研究成果中时强调，所谓的绿色工作政策不仅没有帮助西班牙脱离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严重阻碍了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复苏。该研究报告发现，靠政府在可利用能源上的支出，其创造工作的效率还不及私营企业的一半，在报告中指出创造每一份绿色工作，平均需要57万欧元的费用，而其他私营的岗位只需要25万9欧元。奥巴马口口声声说要学习西班牙，要不要听听来自马德里的教授的建议？
美国维基尼亚大学环境科学的教授，Pat Michaels对网络媒体CNSNews 说，这项研究报告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他补充说，如果美国把振兴经济的钱花于启动绿色工程上，必然会重蹈西班牙的覆辙。
环保主义者说，环保大计岂能只用金钱来衡量。如果实施绿色工程计划真的可以挽救地球，那么情有可原。问题是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统计发现，自从西班牙实施了政府补贴的绿色计划之后，西班牙每年二氧化碳的排量反而增加了50%。

然而，奥巴马说要在在绿色工作上十年投入1500亿，而他所谓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其成本，经济学家保守估计要达到两万亿，对美国经济来说，这可不是砸窗户的小case 了，这可能要把美国的未来砸出一个无法弥补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