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自恋。独子无兄的童年时代常遭到人丁兴旺的同村顽童围殴，靠着一块板砖以不怕死的精神闯出一片天地，上房揭瓦，下河毒鱼，小弟一二十，在青石板的街道叼着香烟上演小镇古惑仔，落得南份村文武双全唐伯虎美名，想来不禁飘飘然。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在痴汉的刀下瞬间夭折，也没有在通货膨胀的新世纪被迫辍学到广东的密集型工厂顶楼饰演鸟人，反倒经常就着三池崇史脑浆迸裂的电影大口嚼着三分熟牛排，乐此不疲，一个变态的天蝎座苟活三十年，神经无比大条。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母亲对我的放任和自生自灭的态度。即使是在得知我看毛片抽烟之后也从未曾对我动用家长权威，不闻不问，视之为成长之路的小插曲。很久之后，我曾很遗憾地怀疑童年缺乏家庭温暖，但终究还是庆幸早日步入小社会，接触险恶。
最近重温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月片，当年在黑暗咸湿的县城录像厅过分纠结于细节，居然对丹麦AV女主角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价值观毫无察觉，如今再看感慨良多，也许曾特首曾阅片无数才会有上任之初“我会做好呢份工”这样的香江一代名言。生性鲁钝如我，自不似曾荫权这般能早早读懂电影背后深意，不过也能触碰“所有AV都是励志片”这样的表皮道理，所以不至于身陷囹圄，终日躲猫猫喝开水玩鞋带，与一班友善狱卒为伍。
跟一位媒体前辈在聊儿童教育问题的时候，辞职做了一年家庭主妇的她告诉我会带女儿一起看校园杀童和红领巾上吊新闻，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人缩起脖子，外强中干地竖起毛发，徒留通红的屁股。因为现实残酷无比，太阳朝起夕落，世界终归有黑暗，把一切不光明归结于负面新闻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显然过分放大了媒体的作用。北野武在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上接受采访时反问记者：“我们拍了那么多爱情片温情片这个世界难道有变好吗？”显然没有。倒是这个以暴力见长的老头在《菊次郎的夏天》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中给我们展现了无比温情的场景。
很多人在谴责这一代孩子的脆弱，而富士康十几条年轻生命选择纵身一跃的勇气确是很多成年人所做不到的。无意鼓励自杀，但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也是自由选择。用最极致的方式去对抗社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大人们都缴械投降，他们需要自己承担改造之任。新时代都是流血而来，悲悯之心自是大善之举，不过暴力亦常怀温柔，我们等待他们长大，然后瞑目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