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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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审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为医治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创伤，此次审判之前，联合国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昂贵，也是耗时最长的维和工作。

这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本来仅是国际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国际共运里的“小龙套”角色，但却因为惨烈的屠杀和长年的动荡，促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开了为了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运领导人

柬埔寨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法国人选定的柬埔寨王室继承人———尽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经占领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国，并很快继承了王位这一年。他年仅18岁。与此前的傀儡国王不同，年轻的西哈努克聪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长于谋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最杰出的“大脑”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1965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 “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

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9年1月7 日，越南人攻占金边。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 1989年，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995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就在本次聆讯之前，联合国特别法庭发表声明，向国际社会的捐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申请，将特别法庭的总数达5600万美元的预算扩大3倍，以期在预定的审理结束期限2009年之后仍能继续工作———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害之后，国际社会还要付出数亿美元的代价，保证刽子手们接受公正的审判。

（据《凤凰周刊》胡贲黄章晋/文）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红色高棉杀人场”（Choeung Ek）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承载了无数民众的痛苦记忆。

杀人场地处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又被称作“钟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场”中最著名的一个。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有大约17,000人在这里被处死。

如今，“钟屋”被建成一座纪念馆，以一座佛塔为标志。这座佛塔用树脂玻璃构造，里面陈放着大约5,000个左右的头骨，佛塔底部几层向参观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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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货膨胀治疗衰退就是饮鸩止渴，饮鸩之后暂时不渴，稍后就更渴，这还是其次，关键是内脏各器官会中毒引起衰竭，如果不马上去医院洗胃就可能死翘翘。一个国家饮鸩止渴不至于全民死翘翘，但长达数年的大萧条无法避免，到时候最苦的还是老百姓。

凡是对穷光蛋的“三十年河东”后，对小商贩“摸着石头过河”历程有基本了解的大陆人都会明白，“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的主体与主导乃是民间，而并非“我党”。所以，深得汪丁丁赞赏的周其仁教授所说“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同样也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为此，作为一个坚持“目前，我们必须保障的是社群自行发展的自由和能力，而不是国家”的海内华人，我把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比喻为“民间有约”。
　　
　　大陆地区的人都知道类似于前苏联真理报的“新闻联播”，而“文明联播”则是与之相反的东西。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就像台湾属于中国，同样大陆也属于中国一样，成形中的一个中国乃是由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与港澳地区三足鼎立而成的。除了大陆地区有“新闻联播”之外，港澳台地区是没有新闻联播的，它们有的是与国际接轨的“文明联播”。所以套用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曾说过的“落后地区看标语，先进地区看广告”话来说就是，“落后地区看新闻联播，先进地区看文明联播”。
　　
　　事实上，我们文明党人所谓的“文明联播”，在现代文明国家里面被称为“公共广播服务”，这种服务乃是经过立法保障的一种制度。绝大多数内地人并不能看到被我们比如为“时时讲”的香港电视的公益广告，但是，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香港地区的公共广播服务，就知道它们是些什么。很多人对日韩两国有过的那种跨越政治与民族藩篱的公益广告合作也许并不了解。但是，如果人们稍微知道联合国曾经支持过我们大陆地区的文化公司创作的公益广告，或者对导演贾樟柯在2008年应联合国之邀制作的公益广告有所了解，就会明白这种致力于国家伦理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明联播”乃是一种国际惯例。这种被学者刘小枫称为“国家伦理”，而学者王绍光则把它们称为“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的“濡化能力”，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认同的制度性建设。在此历史过程里面，其主导与主体同样是在本能地告别“通往奴役之路”的民间，而非官府。
　　
　　郑永年在《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中指出，大陆“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所以，中共大陆的大学与学者不计其数，但是对现代文明国家里面被称为“公共广播服务”，或是被我们文明党人所说的“文明联播”有基本了解的人却寥寥无几。念念不忘“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的当权者与其御用学者只知“新闻联播”，根本不知我们中国还有“新闻联播”。这种“新闻联播”就像学者刘利华在其《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和一种挽救的思路》谈到的所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那样。 “以人为本被保守派的思想家解释为以人民为本，其实不是以每一个人为本。……这种核心的价值观建立在非普世价值上。它其实是一种可以黑社会集团化的价值观。比如说八荣八耻，在黑社会里面，它也讲信义，它也讲友爱，它也讲忠诚，它也讲勤劳，等等。但是它的总的价值方向是错误的，它仅仅限于整个黑社会集团内部，它对整个社会是有危害性的。”
　　
　　所以，在“新闻联播”之外，“文明联播”的“民间有约”只能寄望于所有来自文明党的文明党人。
　　
　　与“三十年河东”的“群众运动”相比，“三十年河西”的“民间有约”在1919、1949与1979那种“成形中的历史”之后，走到了将是英雄辈出的2009，导致整个大陆地区“通往奴役之路”的共产社会主义已在社会理性中彻底破产。就像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利华女士所指出的：
　　
　　现在中国大陆思想界是什么状态呢？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社会实践解构，在人民现实生活中被实际地边缘化。支撑了这个民族近60年的“主旋律”及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无声地坍塌，……如果不是依托于绝对权力支撑，其绵软无力的内容空洞与形式八股根本不可能抵挡其中任何一种的冲击，更不用提整合这些思想资源了。更由于绝对权力保护下的绝对腐败，已经使国家政权丧失了道德权威的地位。而近60年的思想一律，不但造成了体制内思想资源枯竭，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疲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已经在对付实际上的人心惶惶，思想饥饿时捉襟见肘，无粮可供。中华民族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倍受轻蔑。……翻翻中国政要在外国各种场合的演讲，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出些说辞，有意或无意地把《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及执政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三个代表”的“执政之基”掩藏起来。并不单是为了糊弄国外舆论与大众，而是执政者对自己的执政理念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不能征服人心这一难堪事实还没有完全丧失起码的自知之明。……
　　
　　那么，我们民族的文明根基在哪里呢？在大陆之外那个华人社区里面，香港的金耀基先生与人在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都分别做出过根本就没有答案的回答（见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和郑永年《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因为大陆中国地区的现实恰如刘女士所说：
　　
　　我们整个民族文化自20 世纪开始就在经历它的严重萎缩，近60年来，更是萎缩到了快要断子绝孙的程度。中华民族当前被权力肯定的最权威的文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落后文化；其影响最广大的流行文化是混杂了中西文化中的缺点因而十分片面、偏激、混乱、低俗、丑陋的文化；其奄奄一息的本民族文化，依然携带着导致中国在 19世纪衰败的那些病毒、病灶、病根而从没有得到认真治疗。……这种深刻的危机是近60年来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之源被截断，文化成长之外来活水又长期被阻挡导致的。其危机具体表现为，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博大深刻的优秀内容不能发扬，我们文化中由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兽性文化、太监文化、痞子文化、奴隶文化内容得不到清理，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承载普世价值的东西我们接受起来障碍重重，国家主导的文化对来自西方的一种反普世价值文化却死抓住不放。流行文化或俗文化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中的糟粕如饥似渴。而我们文化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是我们几乎对自己本民族的“天道”信仰完全遗忘。（刘利华：《“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任何人都离不开土地而存在，但是就像曾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你在他乡或异乡，那么，你所在的地方只能是你的为奴之地，而非你的家园。中华民族从未像以色列民族那样离开家园被迫为奴，但是，因为那些假冒“牧人”的“雇工”使华夏变成了江湖天下。这个让天下落入江湖山寨，或者是只能在江湖山寨中实现的“假冒国家的文明”几千年来被隔断了与他们的“好牧人”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个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战场。他们不知应该彼此相爱，也不知如何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而没有灾民理性与难民德性的文明联播，就是为传递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而来，只有这样，出为奴的埃及地的同胞们才有可能彻底告别江湖天下的历史，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文明的中国家园。
　　
　　文明党人相信“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在*******已彻底崩溃的今天，离开“通往奴役之路”的华人犹如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族一样，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应许之地。我们的“文明联播”乃是为了离开为奴的埃及地之后走向那个应许之地的那种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我们不是灾民与难民，我们是有应许之地的。我们本来就有神赐的家园，只是那些假冒神的把它们变成了为奴之地。作为一个坚信经由黄羊归川达致网络中国的海内华人，在致力于“文明联播”的“民间有约”的时候，我套用一句《圣经》的话来说，即：我们既然相信基督，那么，我们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环球时报2009年3月11日报道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已经起草了要求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国家公务员每年申报个人收入的命令，拒绝申报者将被免职。

俄新网10日报道说，梅德韦杰夫在反腐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以前没有这种规定。总统每年申报个人收入可以促进国家公务员执行反腐法律，特别是促使官员们申报个人收入。”他说，如果官员拒绝申报，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将就会被解职。

2000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汉语文学作品在诺奖中的空缺，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全球华人大大庆贺的事情。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给高行健的亲笔信中感谢“高行健以中国文学丰富了法国文学”。如果当代爱国青年知道居然还有此等事，一定会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奇怪的是，官媒对高氏及其获奖之事噤若寒蝉，高行健的名字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仍鲜为人知，。我有一次和一群很爱读书的朋友们聊天，居然几乎没有人知道高行健其人。可见“ 漂洗”与“封杀”这类传统的革命经典手段，在这个现代化的信息世界面前，有时居然也会生效。
高行健得奖后，国内报章曾在不起眼的报屁股有过简略的报道。甚至也有几位“知名”作家愤愤不平，认为凭高氏的文学水平，似乎不配得诺奖。其后，高行健的名字便在中国彻底地销声匿迹。后来才知道，当初官方对高行健有“三不”政策。即“不批判、不刊登、不点名”。读了上述王蒙的文字后又知道，当初有“领导”曾打算征询王蒙先生对高行健的意见。只是阴错阳差，没能联系上他。于是另一位“领导干部身份的作家”的“严厉批判的强硬反馈”，才使高行健匿迹于大陆。不过在中国以外的华文世界，如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氏受到热烈的尊崇，还时常受邀前往讲学、讲演。
高行健80年代后期赴法国。得奖时已加入法国国籍。在国内应该是和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等同属一个“档次”。但高行健遭受的待遇却与杨氏等有天壤之别。本人读过高的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及论著《没有主义》等书，没有发现其有对党国激烈的批评言论。据说，高与海外的政治团体也没有关系。所以一直搞不清封杀的理由是什么。也许有属于“国家机密”的原因，我等当然不会知道。但有一点也许是可能的：即高行健如果回到国内，或许不会像杨振宁先生那样为政府大唱连国人都会感到肉麻的赞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或许会更注重人本身的感受与价值。